2. 细化委员履职标准事项指标 委员履职标准事项即指客观量化评价委员履职行为之依据或准则的具体内容。

三、评析 （一）关于层级监督关系的法律性质 崔案中，裁判理由展开的逻辑前提是，被告与槐荫区政府之间是层级监督关系，据此法院推出被告是否督促槐荫区政府履行法定职责——无论是作为还是不作为——不具有可诉性之结论。若上一级行政机关不行使对这一行政行为的改变或者撤销权，那么，上一级行政机关这种不行使行为与下一级行政机关作出该行政行为的行政相对人之间究竟有否法律上的关系，法院裁判给出的答案是，一般并不直接设定当事人新的权利义务。

但在法律没有明示地向个人赋予法律手段情况下，行政相对人提出的申请是否可以改变这一功能或者添加另外功能呢？这可能是崔案所涉问题的关键所在。前者如国家公安部-省公安厅-市公安局，后者如公安厅—法制总队-复议处。不过，在现行法律框架中还存在一种情形，即法律赋予行政相对人有投诉、举报权。那么，这段裁判理由与可诉性有何关联性，本文将加以分析论述。所谓不履行法定职责，是指行政机关依职权或者依申请依法应当履行法定职责，但它拒绝履行、拖延履行或者不予答复。

《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6条第1款和第30条虽然规定了上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下级人民政府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的监督，也有权对下级人民政府及房屋征收部门在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中违法行为责令改正，但此种职权系基于上下级行政机关之间的层级监督关系而形成。3.相关法律规范未明确赋予行政相对人请求权。——1982宪法序言 中国宪法序言最后一段被宪法学者奉为圭皋，成了一切宪法批评的总根据，是近年来呼吁宪法司法化 的直接文本依据。

所谓改革，就是政府把一些不该管的事情让给社会，在管理的方式上破除过去的单一模式，尽可能地利用市场，政府集中抓好宏观调控。我把中国政治的正当化任务分解为四个方面： 第一，人民对共产党的认同：中国人民对中国共产党有历史的、独一无二的认同，这种认同是共产党的人心资源。他们真正的思维逻辑是自然法和自然权利，即不管权力体制和社会经济制度如何，不管国家当下的政治任务是什么，国家都必须尊重和保障人和公民的基本权利。具体地说，应着力发展日常的具体的法治，以此训练司法的专业能力、提高司法在宪法结构中的地位和独立品格，在原则问题、价值问题、政治问题、意识形态问题上应走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宪政主义道路。

在共和时代，仁慈要求强势团体同情弱势团体，这种同情可以上升到国家层面，就是德治，在个体就是福利权及恩惠。争议在于通过什么机制，用什么方式来实施宪法，具体地说，是否有必要通过司法审查来实施宪法，法院是否适合承担这样的使命。

宪法是民族整合的法，这五个根本法也就是民族整合的根本。在分权体制下，国家机关之间，中央和地方之间的权限争议，不妨由联邦法院裁决。政府的哪项措施有利于现代化建设，哪项不利于现代化建设，法院如何有能力、有权威裁决呢？中国曾经流行一句口号叫司法要为改革开放保驾护航。改革的过程就是经济和社会自由的发展过程。

我的基本观点是：政治的归政治，法律的归法律。对中国而言，四种类型中任何单一的一种都无法概括，但他的分类颇具启发意义。中国共产党历来主张为人民服务，现在提倡执政为民，从宪政的观点看最关键的是对人民负责，这就涉及到执政党和人大的关系，即执政党如何通过人大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历史地整体地看，中国的根本法是一种生存的法，高扬当下和此在的政治意志，并没有提出全面的、强烈的规范实施的诉求。

因此，中国的政治类型应该描述为共产党领导的管理型和立法型相结合的国家。在中国语境下讨论政治宪政主义，必须坚持两个前提，那就是共产党的领导和人大至上。

总之，司法化论者表面上引用宪法，呼吁实施宪法，但实际上他们根本就没有认真分析中国宪法内含的根本法及其序列，因而他们也不问法院是否适合解释、裁决。计划经济时代遗留的社会体制制约了新兴的社会结构的发展，比如城乡二元结构遗留的户籍制度，越来越构成人口流动、经济自由的障碍。

这种描述模式突出了中国政治的任务性（目的性）和意志性，用来概括1978年以前的中国是准确的，对于1978年以后的中国，这种描述模式不充分，不能容纳最近三十年来的法制发展趋势。面对规范性和积极的裁量性之间的紧张关系，我们再次依赖政治意志主体的自觉和自我批评。从阶级斗争转向现代化建设、三个代表的理论、新民本主义吸取了文革的教训和东欧社会主义政权解体的教训，旨在从根本上增强人民对共产党的认同。中国宪制道路：政治宪政主义 既然宪政是人类理性发明的宝贵的政治智慧，既然当今具备一定的必要性和现实基础，既然司法化不完全适合中国，那么，什么是中国的宪政道路呢？ 当我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明白自己不是从自然的高级法立场探问抽象的、理想的宪政如何可能，而是从实然的根本法出发设问：用什么方式可以裁决一个公共机构是否违背本文解析出来的五个根本法？用什么机制追究公共权力机构的政治责任？这些问题是底线的宪政问题，也许对许多人来说没有那么多的理想色彩和吸引力，但这些问题是真实的中国问题，依鄙人陋见，能够把目前的宪法落到实处，已是我辈之至福。我并非否定维权事件的意义，但我更倾向于把这些行动当作一种政治行动。对宪法司法化的质疑 既然宪法是一国之根本，那么如何保证这些根本得到恪守，使之成为日常政治、行政和司法的最高准则呢？换言之，如何使根本法成为高级法呢？宪法司法化论者的用意无非是要使宪法真正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对于法律共同体来说，可谓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宪法一方面主张自己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另一方面尊崇共产党的领导权和人大至上。尤其重要的是，没有创设出政治的或法律的机制让公民合法公开地挑战公共权力机构行为的合宪性，并由权威机构做出裁决。

三者之间详细的分工与协调，限于篇幅，本文不作解释，大致的简单分工是： 1.法院可以审查政府的行为是否合宪，但不能审查政党的政策和人大的法律、法规和决议。所以，司法是否适合担当基本权利的守护者？的问题，便变成了：司法是否适合担当制度变迁的改革者？更明确地说，能指望法院成为未来中国的政治、社会改革的担当者吗？ 对此，我的常识告诉我不可能。

这三个命题，每一个都问题重重。社会的整体性变迁、政治改革，就像过去的经济改革一样，首先需要足够的社会动力，其次需要一个权威的推动者。

但认同或同意是一个不断建构的过程，不仅一代人和另一代人有差别，同一个人或一个群体在不同时期，不同处境中对政治共同体及其领导集团的认同也有程度的差别。该主张实际上包括了三个命题：第一、公共权力机构的行为是被审查的对象。我的怀疑并非主要因为序言所谓的根本法没有明确地指出基本权利的地位，而是基于对五个根本法内在关系的认识。要使阶层内部认同（阶层的形成）不成为破坏性力量，就需要一种文化和制度来完成阶层之间的认同。

尽管中国不是判例制国家，但违宪审查注定是要遵循先例的，因此任何个案的判决必定产生全面的影响。有一种政治的品质，现在法学界鲜有人提及，那便是仁慈。

政治的是结构的，所谓政治宪政主义，就是用政治结构的内部力量和程序责成各权力部门的政治责任。3.在中国共产党中央设立一个机构受理公民对于县以上党组织的政策的意见，创设一条供人民和党中央沟通的渠道，增强人民对党的认同，也可以借民众智慧弥补决策之千虑一失。

沉思之，专业的直觉立即向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宪法自诩为根本法、高级法？直觉性疑问把我们引向知识性的反思：什么是根本的？为什么是高级的？从比较宪法的路径解决了这两个知识问题之后，我们聚焦到中国宪法：宪法包括哪些根本法？如何排序？为什么？然后我们进一步追问：中国宪法可能成为高级法（具有最高法律效力）吗？又如何成为高级法？ 中国宪法内含五项根本法，按优先秩序分别为：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社会主义、民主集中制、现代化建设、基本权利保障。积极的建设目标不仅支持了共产党和人大的意志的最高性，而且把一个执行性主体——政府——摆在了政治意志主体的地位，赋予其部分意志以准最高性（原则上低于共产党和人大的意志，但实际上在积极的建设目标问题上，政府许多时候充当了主要的决策者，而且通常党政意志合一）。

这就是为什么改革的过程同时也是法制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立法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法律体系基本形成。无论如何解释，结论是一致的，那就是，中国所谓的宪法实施或司法化，仅仅是指宪法内涵的五个根本法中的第五项——基本权利保障如何落实。然而，正当性能在多大程度上转换为合法性呢？ （一）合法性与正当性：宪法司法化的必要性何在？ 司法化论者的对与错都在于其历史意识的片面性，在于他们仅仅顺应了个体化和法制化趋势，缺乏对中国政治类型的正确和全面的判断。另一方面，宪法推崇积极的现代化建设目标，而目的取向自然要求政治裁量，这和宪法的规范性之间又形成了另一种内在的紧张关系。

我也充分理解个案的当事人、代言人选择法律诉讼的策略意义，法院的尴尬和窘迫是维权人士的政治话柄，法律的论说方式使他们的诉求显得更有理性，更加言之有据，但这丝毫也不意味着我就此认可法院足以承担推动制度变迁的使命。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人大和政府的行为是否符合社会主义（举例来说，《物权法》是否符合社会主义？），若让法院解释、审查的话，法院只能吃不了，兜着走。

第一根本法的解释是一个纯粹的政治判断，法院无力担当。在上述四方面，司法审查是否可以担当起实现和强化认同的功能呢？这个问题还隐含了另一个问题：宪法如何回应上述四个方面的认同任务？ 中国宪法正是对上述认同任务的回应，它将认同实现的任务转化成了五个根本法，即中国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社会主义、民主集中制、现代化建设、基本权利保障。

序言与宪法根本法 本宪法以法律的形式确认了中国各族人民奋斗的成果，规定了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是国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其次是中国人，即民族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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